来源：世界金融论坛  时间：2024年2月4日

2024年1月20日，世界金融论坛2024北京峰会暨2024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以《2024年，中国怎么样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做对》为题在大会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2024年对整个中国来讲是非常关键的，这一年，我国应该更多地注重权利开放，更多地注重社会的活力，更加注重发展，更加注重解决好自己的事情。

刘守英首先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明确地提出来第二个硬道理，就是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就是要重新回到发展的轨道。我们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认识要建立在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解之上。1992年南巡讲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奇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第二个硬道理”，我们全社会实际上是期待第二个硬道理能带来中国的第二个奇迹。

刘守英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有五个内涵，五个内涵的实现实际上就会保证中国建成现代化的强国。任何偏离这五个内涵的政治都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反而会冲淡我们的主题。

刘守英谈到，我国目前需要处理好四大平衡关系：第一是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缩的平衡关系。在经济收缩阶段，最重要的应对的办法是更大的权利开放，而不是进行更大的收缩。第二，要处理好维护秩序和社会活力的平衡关系，应该是在保持秩序的同时，更大地加大活力；第三，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关系。现在确实要重视安全的问题，但也出现了过度的安全防范影响发展的因素；第四，要处理好世界和中国的平衡关系。

刘守英表示，2024年我们实际上要下更大的力气，增大发展新的动能。我国要用转型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转型实现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型的问题。转型就是改革，转型就是权利的开放。要先立后破，但不要去瞎破。破的方式就是转轨，转轨就带来休克。

刘守英指出，我国现在能找到的最大的动能实际上是城乡形态的重构。城乡融合最重要表现就是郊区化。我们现在把郊区当成洪水猛兽，把郊区所有发展的可能全部卡死。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城乡融合这个发展阶段，把整个城乡融合的空间定型重新布局，这是中国最大的增长机会。

刘守英最后表示，新的全球化的形势下，整个中国已经长大长成规模高质量的融入全球链条的企业应该实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就是在链条上与全球不要断，且要不断地长大，以此保证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巩固我们整个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

以下为刘守英在世界金融论坛2024北京峰会暨世界金融论坛2024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发布会上的演讲原文：

2024年，中国怎么样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做对？

文 | 刘守英

2024年对整个中国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今天讲一个主题是2024年我国怎么样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做对。第一个观点我想讲：怎么样正确处理好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们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应该讲是所有的人最关心的一件事，原因在哪儿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是有针对性的对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试。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里面，这些调试里面，就我们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非常明确地提出第二个个硬道理。

第一个硬道理提出，即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非常重要的纠偏，就我们在一段时期曾经出现的背离改革开放的轨道、背离发展的轨道进行回归的纠偏。我们理解发展是硬道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而这个轨道才是我们发展的硬道理。

所以一段时期以来，很多人在理解“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些偏的。这种偏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解。所以我们讲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非常明确地提出来第二个硬道理，我们全社会实际上是期待第二个硬道理能带来中国的第二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我们在1992年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现在在一段时期里面，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在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上，在各主体积极性的调动和预期上，应该来讲是出现了问题，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重提“硬道理”，而且明确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就是要重新回到我们的发展的轨道。

我们讲的最大的政治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各种的政治，但这些政治最后表现出来的是冲淡我们的主题，实际上我们的主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有五个内涵，五个内涵的实现实际上就会保证中国建成现代化的强国，任何偏离这五个内涵的政治都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我们中国的事，最难处理的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处理不好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我国目前要处理好四个平衡。今后我们在落实好最大的经济和最大的政治，我们在处理整个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时候，第一个要处理的平衡是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缩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已经习惯了40年的高增长，这个高增长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增长思维，我们觉得只要经济出一点问题，我们靠刺激、靠投资、靠大的项目，就能够把经济恢复到增长的轨道上来。实际上这种思维一直到现在依然存在，比如我们把整个中国现在的问题还当做是周期问题，当做短期政策的问题，这些都是高增长思维。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经济收缩的阶段，这个阶段跟高增长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形态。

从人类史上来讲，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两个阶段，一个是高增长阶段，一个是经济收缩阶段，从30年左右的高增长阶段逐渐到经济收缩阶段。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走好？实际上，不是因为它没有高增长，而是因为它没有能力或者错误应对了经济收缩阶段。经济收缩阶段最重要的表现，增长率不可能回到高增长，实际上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包括这个负的增长的年份对经济发展的这种冲击就会更大。但是这些国家在应对经济收缩的时候，要么继续采取继续高增长思维，要么采取更强的管制，导致经济陷入封闭阶段。这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前苏联，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有些拉美和欧洲国家。

在经济收缩阶段，最重要的应对的办法是什么？是更大的权利开放，而不是进行更大的收缩。所以我们在处理四大平衡的时候，应该是从高增长思维到应对经济收缩阶段，要正确地分析经济收缩是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采取的政策是更大的权利开放。

第二个平衡关系是处理好秩序和活力的关系。进入经济收缩阶段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秩序更加重要，秩序的核心是各种平衡。政治和经济如何互动，经济和社会如何互动。往往在整个经济增长下行以后，秩序会成为决策更重要的因素，往往会出现为了秩序，而丧失活力。在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下，维持秩序最重要的方式是多个主体力量的迸发。我们往往为了秩序会丧失各个主体的活力，实际上丧失了市场主体的力量。现在我国出现很大的问题是社会活力不足，而活力不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秩序的维持上下力过猛，这种下力过猛导致的结果是各个主体没有预期。比如我去温州调研，原来90年代我看到过的那些非常有活力的地方企业，大家都面露难色，原因是感觉预期不好。秩序和活力的关系，在今年的应对上，我们应该是在保持秩序的同时，更大地加大活力。

第三个平衡是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原来是对安全的问题没有重视，但是我们现在确实要重视安全的问题，安全的问题是由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带来的更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也出现安全对发展的影响过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了安全，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安全是被动地应对的安全，这样就导致我们为了安全，安全和发展的边界出现了过度的安全的防范进而影响发展的因素。

第四个平衡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在全球发展过程中，我们是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中美博弈以后，我国现在面临的整个世界的环境已经变了。我们在应对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下，一些地方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这要求我们必须要处理平衡好世界和中国的关系。

我国今年在处理好这四大平衡的过程中，要适当地做调试，更多地注重权利开放，更多地注重社会的活力，更加注重发展，更加注重解决自己的事情，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我想2024年，从全社会来讲，我们实际上要下更大的力气，增大我们现在发展新的动能。首先就这些新的动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要先立后破。先立后破，我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呢？不要去瞎破。现在不能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疫情，我们这几年在疫情期间，实际上我们自己瞎破太狠，很多东西没想好就去破。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好转轨和转型，就是说在整个社会重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就是用转型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转型实现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型的问题。转型就是改革，转型就是权力的开放。但是我们在这几年，实际上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当旧模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了转轨的方式，就是先破，但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旧模式也解决不了，转新模式也转不过去，包括我们的房地产，包括我们的教培，包括我们“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包括我们叫停土地抵押，所有这些，都是用的破的方式。破的方式就是转轨，转轨就带来休克。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先想清楚再去做，不要没想清楚，就一刀拉闸。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关于新的增长动能，现在在全社会都非常热闹的数字经济。我在大学里面是推数字经济最积极的人，但是我现在也是有一些担心，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时候，实际上是带有虚化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真的有那么大的数字经济的作用吗？所以我们在地方调研的时候，看到的情况，第一个是数据的市场都是政府建的，政府建的大量数据市场是没有交易的。背后的问题在数据交易的特征、数据市场的特征跟我们传统要素市场交易的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靠政府建的这种数据市场全是面子工程。第二个是数据能否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能否成为新经济增长的动能，能否成为替代土地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如何自动化，能否进入生产。我们现在离这个还非常之远。

第三个，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大的动能实际上是城乡形态的重构。我们城乡形态长期以来是两分的，要么城市化，要么乡村振兴。我们现在有一拨乡建分子，在乡村里搞挣钱的项目，除了从政府手上弄那些研究规划项目之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的动能肯定是在降低，因为城市化已经进入更新，但是从城市化的这个转型来讲，从整个城乡形态，我们忽略了城乡融合的阶段，也就是在城市化将近70%的时候，实际上从国际上的城市化规律，城市化速度下降了，但是进入城乡融合的阶段。城乡融合最重要表现就是郊区化。我们现在把郊区当成洪水猛兽，把郊区所有发展的可能全部卡死。第二个是城乡连续体，城乡连续是从城市到乡村形成一个连续体。这里面如果我们好好地研究城乡融合是一个阶段，我们把整个城乡融合的空间定型重新布局，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增长机会。我们的城中村改造、城乡接合部的改造，乡村产业的革命，还有城乡融合阶段的农民问题。几亿的农民问题，如果这个不解决，这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如何实现中国企业的稳定预期？我们现在地方调研时，企业一方面预期不好，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80年代的企业了，它已经是在高度全球化下长出来的成规模的而且跟全球的链条高度紧密的企业。比如我去苏州调研去，很多企业原来就是进入到跨国公司，但现在美国的跨国企业要求他们必须在哪儿建，比如到越南去建，到墨西哥去建。这样背景下，我们在新的全球化的形势下，除了我们“一带一路”的这个布局以外，整个中国已经长大长成规模高质量的这些融入全球链条的企业应该实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就是在链条上不要断，不要断的同时，这些企业进入全球化的链条要不断地长大，在这个基础上，保证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巩固我们整个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

我就作为大学老师给大家分享一点。谢谢大家！